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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翔作品

书法中的情感问题，不是书法家个人的“感情”问题，而是书法写什么的问题。

历史上的书法家都是文人书法家，自小就经过了严格的书写规范训练，书写的量也很大。记得有个美国作家曾提出过“一万小时定律”，他说，一个人要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，就必须在这个领域持续不断地锤炼一万小时。比方说，你要想成为书法家，每天写八个小时，至少要连续写上五年。古代文人书法家水平之所以很高，就在于读书写字是他们的日常工作，很容易达到这个标准而成为书法领域的专家。

但我们也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古代文人都被称做书法家，而且事实上，也并不是每个古代文人都达到了书法家的水平。因为，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东西，那就是书写中必须有那么一点艺术性，没有了这点艺术性，你写上十万个小时也是枉然。

至于什么是书写的艺术性？有多少？这个问题要交给书法理论来回答。从我个人经验来说则是，书写要有艺术性，第一，你得临帖。书法是有悠久形式传统的艺术，古人的作品可以说是几乎穷尽了形式上的种种可能，今天的人要想靠凭空想象而与古人匹敌，是绝无可能的。第二，从书法的创作来说，你的作品应该是“写心”，是你精神状态的表达，是情感的表现。没有超出一般性规范书写的情感表现，你写的字就不能被称之为艺术品。

情感的表现意味着书法作品中有人格的投影。当然，所谓情感表现，也是容易误解的东西。人人都有情感，怎么书法家写字就是情感表现，非书法家写字就不是情感表现呢？比方说，现在俗称的那种“老干部体”，你就不能说字里行间没有情感情感表达，既然是“老干部”，自然也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情感经历，何以“老干部体”就不能是书法艺术呢？我想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，弄清楚艺术中的情感是什么。按克莱夫·贝尔的说法，艺术中的情感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都有的喜怒哀乐，而是“审美情感”——一种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情感无关，由艺术作品“有意味的形式”所引起的情感。按这一理论，我们在谈论书法作品的情感的时候，就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定语：艺术。

中国古代的书法家，很早就意识到了书法作品中的情感问题。汉代的崔瑗在《草书势》中说：“兽跂鸟跱，志在飞移；狡兔暴骇，将奔未驰……畜怒怫郁，放逸后奇。或凌邃惴栗，若据高临危。”崔瑗在书法作品中发现了书法对自然的移情作用，诸如“志”、“骇”、“怫郁”、“惴栗”等词汇所揭示的都是情感因素。进入唐代以后，书法的情感表现问题进一步被理论化了。其中孙过庭和韩愈的说法最称名言。孙过庭在评论王羲之书法时说：“写《乐毅》则情多怫郁；书《画赞》则意涉瑰奇；《黄庭经》则怡怿虚无；《太史箴》又纵横争折；暨乎《兰亭》兴集，思逸神超，私门诫誓，情拘志惨。所谓涉乐方笑，言哀已叹。”他认为，王羲之的不同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情感。这一点，如今已经成为书法界的理论难题。因为，在孙过庭的论述中，似乎是将特定的作品指向了特定的情感。于是，这种理解就导向了对书法史另一位书法大师著名的作品——颜真卿《祭侄稿》的解释。学过颜真卿的人都知道，《祭侄稿》是怀着悲痛的心情给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侄儿写的一篇祭文。于是乎，一些人就从《祭侄稿》的风格中寻找那种悲痛的表现，诸如由行到草的书写节奏，诸如力透纸背的线条点画，诸如乱头粗服的章法，等等，总而言之，就是认为没有那种特定的悲痛情感，就写不出《祭侄稿》那样的作品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对于这个理论难题，我们首先应该基于常识来理解，我们可以设问：只要是人，就都会经历悲欢离合，那么为什么颜真卿能写《祭侄稿》那样的作品，其他人就写不出呢？

我想，根本的原因，颜真卿之所以能写出《祭侄稿》，首先在于他有着成熟的、高品位的书法风格，这种风格是能够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下表现出来的，换言之，它超越了日常的、普通的特定情感。就此而言，克莱夫·贝尔的理论对于阐释书法无疑是有效的——颜真卿作品，即便是《祭侄稿》也是基于对“艺术情感”的表现。